转眼新诗已百年

马启代

      早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大家已在议论新诗百年的事情，近年来，“新诗百年”的话题和各类活动甚至与社会商业活动携手并肩、大有超越诗歌本身的勃兴之势。事实上，看似在热闹中诞生的新诗，其本性与喧嚣并无基因上的联系。艺术与人类历史一样，有着表面风风火火的一面，也有着沉潜低徊的另一条趋线。作为伴随新文学诞生的一个新兴文体，它呱呱坠地时的时代的确可以用狂飙突进来标示，故我一向把社会“思潮”与“诗潮”的相伴相随作为认识百年新诗的一个重要角度，但我并不认同仅仅把波涛浪峰上的那些弄潮者看做新诗百年的代表，也就是说这些以潮流和流派及其风云人物为特征的历史叙事所构成的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描述，正是思潮与诗潮的历史共振，加上民族危难和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探索中断和精神异化，新诗所欠下的旧账一再被后来者忽略或轻视，仿佛一个亢奋的战士，冲锋中丢弃了装备，几番沉浮，在这个百年的节点，正是反思得失、检视成败的契机。当然，作为在争论甚至反对声中活的一直青春四射的新诗，对质疑和批评的回应与对自身缺憾和弊端的正视从来都是一体两面需要痛加剖析、修正的问题。

      我想略通“近代史”的人都会理解，产生于自春秋战国以来极少出现的思想自由争鸣时期的新文学，结出新诗这个果实，既是必然，也显得匆忙。我们至今对它的称谓还有争议，如白话诗、自由诗、新诗、朦胧诗、现代诗、汉语新诗、新汉诗等，各有历史定位和美学指认，但莫衷一是，互不认同。此外，关于新诗诞生的历史成因、艺术脉络也各持一词，互有个见。我曾在《新汉诗十三题》中说过，它的源头不是旧诗，它与古诗、律诗、词、曲的代终体换不同，新诗直接来源于外国诗，不是一般的启示与借用，但新诗最终应是民族文化求新求变的产物皆赖于外来文化的刺激复活以及几代学人承前启后的不懈挽救。藉此界定新诗的生日——假如非要有一个最大认同公约数的时间，我想既不是胡适1920年在《尝试集》中标注的几首最早写于（民国）五年八月某日的1916年，也不是《新青年》2卷6号刊发胡适《白话诗八首》的1917年，而应是《新青年》4卷1号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九首诗的1918年1月。显然，作为《白话文学史》作者的胡适，深知“白话诗”与“新诗”在观念、精神和美学价值上的不同。他在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被认为脱胎于美国女诗人洛威尔的《意象派宣言》，而意象派运动其主要旨趣在于解放英语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尽管他的代表人物庞德据说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但毋容置疑的是，新诗承续了发端于18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诗歌自由化趋向，其背后蕴藏的历史人文内涵和深刻的人类精神走向乃潮流和大势。百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许多亘古未有的大变化，人类在苦难和荣光中创造的无数诗篇，成为记录人类心灵和精神变化的珍品。尽管至今尚有人对新诗做出实验失败的定论，近年旧体诗创作日隆，也大有复兴的气象，但无需争辩的事实是，新诗是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沈奇语），它无愧于百年风雨沧桑的砥砺磨洗（张清华语），你即便说它不成功，但不能无视它有成就（桑恒昌语），穿越百年的时光隧道，战争、天灾、人祸以及正常或不正常的生存考验，新诗已经成为现代人重要的灵魂洗礼和精神救赎的载体。熊辉教授在《纪念新诗百年》中认为百年新诗的发展，最大的成功是确立了自身的文体优势。分行排列的自由书写成为承载现代人情感和思想的有效形式，而吕进教授把新诗看做“内视点”文学的主张，为现代新诗内在形式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新诗采用大量口语和白话进行书面转化，使古老的汉语焕发出新的生机，重新把优雅与深邃找回，其在唤醒和复活民族灵性上体现出无可替代的前景。此外，我认为新诗与社会思潮与生俱来的根性联系，使其始终勃发着一颗求新求变的魂魄，百年来，它对于中国人精神的塑造居功至伟。

      当然，一个百年的文体也许还处于未完成时，尽管许多文学史、诗歌史已翻来覆去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和个人诉求做过这样那样的修订甚至重写，事实上，所谓百年我们也不妨做模糊的理解，百年新诗也许尚未走出自己的青春期，业已形成的传统还嫌单薄，无论是文本本身还是理论批评范畴都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新诗不是“作诗如作文，做诗如说话”（胡适语）那样简单，断然不能把一种精神倡导理解为实践指南，正如不能把“下半身写作”理解为“写下半身”，把“口语写作”理解为“口水写作”。尽管民歌民谣给了自由化写作最初的滋养和激发，成就了彭斯和华兹华斯等不朽的歌唱，但新诗随着现代思想的传播，不适合进化论的艺术需要坚守和弘扬的恰恰是最初的和原始的人的精神和梦想，最本真最本质的感动。新诗突破古典诗歌“触景生情”和“睹物思人”的套路，注入了“以思触诗、以诗触思”感悟和体验，形成了“缘情言志寓思”的现代模式，这些皆赖于中西文化交汇中英美的浪漫主义和法德的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深度浸润。但一个文体有它自我革新和不断蜕变的免疫能力，也有自我阉割的自杀倾向。如今，经历多层磨砺和戕害的新诗呈现出精神伦理和艺术审美上诸多问题，“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郭沫若语）几有被废话、脏话淹没的危险。我在《百年新诗的“三度”迷失》和《当下诗歌创作的“三化”警示》两文中做了解析和指认。据此而论，吕进教授提出新诗的“三个重建”和“二次革命”多年，在展望未来时的确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时光如白驹过隙，对于天地历史而言，百年不过弹指间的一个刹那，但于人于事，一个世纪毕竟暗藏着天翻地覆。适逢新诗百岁，借此数语，聊寄祝福！